到了岁末年初,头部城市们又开始“秀肌肉”了,今年秀的主题是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新兴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体量。进入新发展阶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些在发展指标上表明可归入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及区域,开始纠结于是该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学术圈和各级决策层去年也为此进行了不少争论。如今,领跑城市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目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所依据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先行经验,特别是依据人均收入来划分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指标体系。这些经验论点及论据来自于信息革命之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是否适合简单套用到信息革命开始加速、信息时代加速到来的现阶段,是值得理论界重新进行研究和审视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初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启动再工业化,专注于发展信息革命引领的新兴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力图在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中继续居于引领和主导地位。
其实,如果就这一主题,对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历程进行再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每一轮科技产业变革都以若干新兴制造业领域的孕育兴起为引领,以构建新的制造业体系为支撑,并以此基础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及整个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是因生产活动而生、为生产价值创造而兴的。从社会化大分工的源头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就是从制造业中分化出来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是原始制造活动和服务活动的合体。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在制造业内部孕育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铁路公路运输革命及第一轮全球化等的革命性发展,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开始独立门户,成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次产业结构理论才得以随之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因此,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厚积,也就不会有现代服务业的薄发。而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来说,没有在新兴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超越发展,也不会拥有对新兴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掌控能力。
综上所述,工业化更可能是个周期性演进发展的进程。我们死板地固守先行者某一轮科技产业变革的历史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业化方向和路径选择,很有可能就会犯“刻舟求剑”的简单错误。
从国内主要城市最近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来看,那些脱离开制造业、盲目追求现代服务业的城市或地区,往往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化的误区;而那些持续深耕创新动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城市及地区,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则显得愈来愈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围绕这个话题,最后我们还不得不说点题外话。一个地方当下及今后走什么路,往往取决于当期的主政者们对本地长期发展的责任、情怀和抱负,也决定于他们知识体系的专业化高低、能力岗位适配程度等。在需要长期奋斗的新时代,一个地方的主政者们如果没有长期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就很有可能令所在的地方陷入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泥潭陷阱”,如此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先进制造、实体服务的不断厚实,以及全社会财富“蛋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蛋糕”的不断做大。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过程,需要长期主义的信念和坚守。希望先进制造业能成为今后更多城市的长期比拼主题,也能成为每个城市的长期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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